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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 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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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錢鏐,字具美,小字婆留,杭州臨安人。少年時曾爲私鹽販,後投軍,成爲當地軍閥董昌部將。唐光啓三年(887),董昌爲越州觀察使(今浙江紹興),自杭州移鎮浙東;唐以錢爲杭州刺史,從此獨據一方。景福二年(893),錢鏐升任鎮海軍節度使,駐杭州。乾甯三年(896)錢鏐滅董昌,得越州。唐以錢鏐爲鎮海、鎮東兩軍節度使,治杭州。天複二年(902),唐封他爲越王。後梁又封他爲吳越王。
 
 
 
 
    但凡外地遊客第一次見到西湖,大概都會被湖面的水光潋滟和植被的綠蔭婆娑所吸引。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內疏浚西湖以來,又有多個想辦事、能辦事的王朝和地方政府或出台利好政策,或出錢出人,讓這座形成于秦漢時期的城中湖始終充滿生機。故從客觀條件上說,杭州是爲七大古都之一,1982年又入選國務院公布的首批24個“國家曆史文化名城”,不能忽視西湖的存在。如今,西湖已然成爲杭城乃至全浙江的旅遊品牌和文化象征——不過話又說回來,杭州得以在古代東南都市圈中崛起,也不是完全仰仗西湖。
 
 
    區域競爭中,杭州等一些城市克難攻堅,竭力打造自身優勢。正所謂“獨錢塘,自五代始時,知尊中國。效臣順及其亡也,頓首請命,不煩幹戈。今其民幸富完安樂,又其俗習工巧。邑屋華麗,蓋十余萬家。環以湖山,左右映帶”(《有美堂記》)。不錯,是臨安人錢鏐將吳越都城設于杭州,並定下以民生爲中心的治杭基調,才改變了此後千年的杭州曆史。
 
 
 
    擴城:杭州領導錢鏐的大手筆
 
    唐代實行道、州、縣三級區劃制,故“杭州”是爲州名而非城名。據相關研究和考古發現,當時杭州州治(錢塘縣)的城垣界址是:東臨中河,西瀕西湖,南達鳳凰山,北到六公園,相當于今上城區範圍。而一般認爲,“杭州在唐,繁雄不及姑蘇、會稽三郡”(《玉照新志·卷五》)。或因如此,在公元887年走馬上任的杭州刺史錢鏐看來,此城發展未免太慢。
 
    在錢鏐心目中,老上司董昌肯定不是自己的偶像和追求。如果非要給錢鏐找個偶像,那可能是古代中國第一位平民皇帝:劉邦。當然,我們無法證明錢鏐是不是劉邦的粉絲。但看看錢鏐在全面主持杭州工作後的施政手法,還真有劉邦經營天下的影子。
 
 
 
 
    稱帝後的劉邦依張良之議,在今西安城郊擴建長安:以秦興樂宮爲基礎,建長樂宮爲皇宮,又在秦章台基礎上建未央宮,兩者之間修武庫,在長安東南建起太倉。憑借著西、北、南三面的天然屏障,劉邦及其子孫們坐鎮長安向東實施有力控制,西漢國祚長達兩百余年。
 
    對,擴建!劉邦這麽想,錢鏐也這麽想。他從兩個方向著手:890年建夾城(兩邊築高牆的通道),即在原基礎上再建一道城牆,從包家山(今將台山東南)往西至秦望山(今大華山),再往北達西湖,對隋唐舊城西南部做一包圍;三年後又築羅城(外城),從今鼓樓出發,東北沿淳佑橋、菜市橋西至艮山門,再向西經武林門達昭慶寺,拓寬舊城東北部。
 
    錢鏐這麽做的真正用意是什麽?南部的夾城,是因爲鳳凰山一帶風景秀麗,同時地勢較高便于安保,也適合建王府,符合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中關于“左祖右社,面朝後市”(即向南爲朝,向北爲市)的規制;北部的羅城,系基于當時主城在西、南兩面仍受水域限制,建城外之城有利增加人口,繁榮地方經濟。
 
    親民:公元9世紀末的錢鏐
 
    擴建後的杭城或許比不上長安,但在政局動蕩的晚唐,它仍是令人矚目的世紀工程。作爲杭州舊城改造的總設計師,錢鏐按下了建設新家園的按鈕——給城市穿衣戴帽的運動在9世紀末的杭州轟轟烈烈地展開了,從錢鏐的軍隊到普通城中百姓,全體都要行動起來,跟著這位臨安籍的杭州一把手勇往直前。
 
    錢鏐重現當年挑鹽之勇,“因自運一甓,役徒無不畢力”,民工因領導親民而鬥志昂揚;原想再修子城(王城),“後始念子城之謀,未足以爲百姓計”(《十國春秋·卷七十八·吳越一》),改爲“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羅城”(《資治通鑒·第五百十九卷·唐紀七十五》),表示:損己利人理所當然(《杭州羅城記》:苟得之于人而損己者,吾無愧欤)。
 
 
 
    此舉或有作秀成分,但不乏出身農家的他對百姓的真摯之情。至于子城的興建,則是羅城開工17年後(910年)的事。是時已進爵吳越王的錢鏐,就像今天的富一代,對自己還是力求節儉:在鳳凰山旁的唐代州城舊址上,擴展原州治衙廳用作自己居住和屬僚辦公的地方,並置敵樓(古時城牆上用于禦敵的高樓)十座、城門十扇。這點像劉邦擴建長安,因國家飽經戰亂不可能大興土木,只沿用部分秦代舊殿進行規劃建設。
 
    也就這一年,錢鏐回到家鄉臨安。席間高唱《還鄉歌》:“三節還鄉兮挂錦衣,碧天朗朗兮愛日晖。功臣道上兮列旌旗,父老遠來兮相追隨。家山鄉眷兮會時稀,今朝設宴兮觥兕飛。鬥牛無孛兮民無欺,吳越一王兮驷馬歸。”《還鄉歌》既有英雄豪氣,亦含知足之心,其文學價值不在僅有三句的劉邦《大風歌》之下。
 
    錢鏐的強大讓周邊諸侯眼紅。整治後的杭城南到六和塔,北迤武林門,西瀕西湖,東至菜市河(今東河),中部窄、南北長。淮南楊行密派一和尚偵察杭州,結果得報:“此腰鼓城也,擊之終不可得”(《吳越備史·卷一·武肅王上》)。“腰鼓”一詞,表面指州城布局類似腰鼓,實際上說攻城恐有“掩耳盜鼓”之虞。
 
    西湖:錢鏐的新課題
 
    到這個時候,錢鏐已達到類似劉邦的成就。縱然劉邦是統一全國,但不可否認錢鏐是第一個把長期分治的錢塘江兩岸合二爲一的人;浩大的杭州擴城項目終于落下帷幕,城池規模比隋唐老城區擴大了數倍;境內外敵對勢力對己不敢輕舉妄動。假設錢鏐這個時候宣布退休,住到子城中什麽也不幹,在史書上他仍會是一個勤政愛民的萬世師表。
 
    但從後來的活動看,這位“吳越國之父”顯然不需要安排賦閑。後梁開平四年(910年,即子城動工當年),59歲的他年近花甲,卻仍精力充沛。讓這麽一個閑不下來的老人退居二線,于情于理說不過去——錢鏐並不打算退休,他要繼續新一輪工作,向(在筆者看來)可能是他偶像的劉邦看齊,超越同時代的那些帝王。
 
    都城建設這盤棋下完了,在“保境安民”國策指引下,千辛萬苦掙來的1軍、13州、86縣的領土也大致穩定,還有什麽課題會擺在錢鏐的辦公桌上等著解決呢?治理西湖!
 
 
 
    早在781年至784年,杭州刺史李泌鑿井六口,引入西湖水供城中百姓生産生活之用;40年後白居易到杭,西湖出現數十頃葑田(即湖面覆蓋入侵式水生植物);或因“征賦尤重,疲人未康”(《全唐文·白居易·盧元輔杭州刺史制》)之故,政府忙于收稅而怠于建設,到錢鏐接手杭州,西湖湖面縮小,嚴重影響居民用水和農田灌溉。
 
    公元912年,後梁皇帝賜錢鏐“尚父”銜,意指令人尊敬的父輩,這是一種級別很高的政治榮譽。有人就向聲威日隆的錢王進言:“王若改舊爲新,有國止及百年;如填西湖,以建府治,垂祚當十倍于此”(《西湖遊覽志余·卷一·帝王都會》)。然錢鏐卻不爲所動,理由是:“百姓藉湖水以生,無水即無民。爾無妄言,吾不爲也!”(《錢氏家乘·卷五·年表》)
 
    錢鏐:西湖&杭州福星
 
    西湖不是王室私産,而是子民水源,可見錢鏐環境思想的超前。正像他自己所說的,不僅不填埋西湖,反而組建一支專門隊伍(“撩湖兵”)疏浚西湖。由是西湖在吳越錢氏治下,始終保持活水湧動的上佳狀態。在吳越國最後一任國君錢弘俶當政時,還“大閱艛舻于西湖”(《吳越備史·卷四·大元帥吳越國王》),說明西湖湖水的充盈和現在已無多大分別。
 
 
    在今杭州市區,有關南宋的文物遺存已不多見,而西湖邊的錢王祠卻屢經整修,用以“勸獎忠臣,慰達民心”(《蘇東坡全集·第十三卷·表忠觀碑》)。再看與錢鏐同期的朱溫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楊行密、高季興等大小諸侯,何人享有錢鏐這樣的身後榮耀?擴建杭州,其實是錢鏐對“保境安民”政策的深層次理解——都城不保,何以安民?雖然古代中國沒有一個朝代能做到千秋萬代,但當下杭州仍保存很多錢氏三世五王的實物政績:湖光山色的西湖,鱗次栉比的佛塔等。畢竟,民生才是立國之本。五代十國時期如此,今天亦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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